天對──中國天文學史簡要
起初，為何中國人開始研究天文學？隨著不同年代，中國天文學有甚麼發展？而在哪個年代是天文學發展得最興盛的呢？很多人認為外國天文學在近代發展比中國迅速，是甚麼原因？而你又覺得中國近代天文學是否發達呢？如果是，那麼究竟發達在哪幾方面？對社會有甚麼貢獻？你又可否展望一下將來的發展？
中國古代，最早發展的自然科學包括了天文學、數學、醫學及農學，四門科學又互相連繫。天文曆法使農業有序，制訂曆法使數學發展，而人體血氣運行、呼吸、脈膊與天體運行有關之概念使醫學與天文學扯上了關係。
從考古得知，早在新石器時代，天文學已經應用至日常生活，由出土的器皿裝飾及房基墓葬可見當時中國人已經以日出日沒等來確定方向。
在一九六零年山東莒縣及一九七三年山東諸城出土的四千五百年前陶尊都有一個字符，後人釋為「旦」。這也算是最早觀日出的證據。
據《尚書．堯典》記載，唐堯時代，羲仲以鳥星定春分、羲叔以大火驗夏至、和仲以虛宿求秋分、和叔以昴宿證冬至。雖然史書記載乃口述留言，但考古表明《堯典》記載具可信性，且年代久遠至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
《堯典》又說，一年３６６天，分四季，以閏月協調月份及四季，這就是我國曆法「陰陽曆」的基本內容。《堯典》也說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這裡說明了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四個季節。
至夏代（公元前２１４０－前１７１０），曆法是《夏小正》一書，以物候及天象混合使用，有學者認為那時候可能是一年十個月的太陽曆，每個月有三十五日左右，也有些學者認為一年有十二個月份。
商代，（公元前１７１０－前１０６７），開始了陰陽曆，以朔望周期為月，回歸年為年，一年十二個朔望月卻不等於一年則以置閏來解決。一塊武乙時期的牛胛骨刻上了六十組干支，學者認為是當時的日曆。當時還盛行星占，不論日月食、行星、彗星、超新星等也用作星占，很多出土的甲骨也有日月食及新星紀事。其中最古老的彗星記錄是在公元前１０５７－前１０５６間的商末，周武王伐紂，《淮南子．兵略訓》：「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西周（公元前１０６６－前７７１）時，天文非常普及，在詩經中可見一斑，除外，還確認了日食發生於朔日。《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明末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寫著：「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他還舉例四則說明之，其中三則是記錄在《詩經》的「七月流火」、「三星在戶」、「月離於畢」。
春秋戰國時代（公元前７７０－前２２２），諸侯爭霸之際，天文學家各為其主，天文觀測也盛行，觀測對象繁多，包括日食、月食、彗星、流星雨、隕石等，而四象二十八宿與恆星位置也確立。天文學家大體上分兩類，天文家重星占，曆算家重制曆。星占者祇重現象，而曆算者在數學的相輔下也趨精確，大約於公元前５８９年，出現了「古四分曆」，年長３６５．２５日，十九個回歸年置七個閏月，結果使陰曆陽曆相協調。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紀年不同，交流不便，於是以恆星周期大約為十二年的木星定出「歲星紀年法」。春秋戰國時代也是百家爭鳴的時代，《莊子．天運》與《楚辭．天問》也提出了很多問題，例如宇宙的結構是怎樣的呢？天地如何形成呢？於是，天圓地方的「蓋天說」就為回應第一個問題而誕生。
對於第二個問題，老子《道德經》與屈原《天問》都有論述，而成書於漢代（約公元前１４０）的《淮南子》再將之確立。《淮南子》一書除了把上古天文學知識匯集外，它更把天文學視為一個重要的知識部門，專立一章。二十四節氣的完整名稱也見於《淮南子》。
由魯隱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４８１）就記錄了三十七次日食，其中三十二次可信。魯莊公七年（公元前６８７），「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天琴座流星雨的記錄。魯文公十四年（公元前６１３），「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這是哈雷彗星的第一次記錄。
秦統一中國，統一曆法「顓頊（粵音專郁）曆」，漢承之。及漢武帝元封七年，鄧平、落下閎編「太初曆」，它算是第一部完整文字記載的曆法。太初曆有了明顯的進步：以正月為歲首，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使陰陽曆更為協調，這方法也沿用至今；行星的會合周期算得更準確，例如水星為１１５．８７天，比現在的１１５．８８天祇相差０．０１天；以１３５個月為交食周期，一周期中太陽通過黃白交點２３次，兩次為一食年，一食年為３４６．６６天，而現在的觀測值３４６．６２天，前者祇比後者大０．０４天。
司馬遷的《史記．曆書》及《史記．天官書》分別是西漢的天文巨著，前者論述了我國天文學的起源、發展及制曆；後者則總成了漢以前的天文學成就、建立了完整的二十八宿體系、具體描述恆星間的相對位置、行星視運動、日月交食、恆星亮度及顏色、彗星流星、極光黃道光等等。
秦漢時期（公元前２２１－公元２２０），天文儀器也有所進步，除了原有的圭表，如渾天儀及渾天象更為出色。
我國歷代帝王都重天文星占及制曆，也有天文機關專掌天文，星占代表天子了解天意，制曆代表政權；曆法實際是日曆、天文理論、天體位置、日月交食、晷漏等之大成。
東漢末（公元２０６）劉洪創制「乾象曆」，一年為３６５．２４６２天，朔望與日月食之計算也有進步。張衡除了發明了候風地動儀外，他也主張渾天說。源出於戰國的宣夜說也再次被提出。
兩漢在觀測方面也使世人驚訝，例如《漢書．五行志》：「漢成帝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就是發生在公元前二十八年五月十日的一次黑子觀測，也是被公認為最早的一次黑子觀測。《五行志》也有新星的記錄：「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於房」。河南長沙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也有關於行星的《五星占》八千字及二十九幅彗星圖。
由三國至五代（公元２２０－９６０），我國天文學進入繁盛期，到宋達到鼎盛期，不論是天文觀測或是天文儀器，成就超卓。
三國時，魏國楊偉創「景初曆」（公元２３７），發現黃白交點移動；交食不一定在交點，祇要在食限之內也可以發生；準確推算日月食的食分與初虧方位角的方法。吳國的陳卓把戰國至秦漢的石氏、甘氏、巫咸三家所命名的星官總成為一體系。這體系沿用了一千多年至明末。葛衡在渾象的基礎上發明了渾天象，是今日天象儀的鼻祖。
後秦時代，姜岌以月食定太陽位置；他也確認太陽在日出或日沒時呈暗紅色是由於地面遊氣作用所致，天頂遊氣少，所以中午日光呈白。
北涼趙匪欠（公元４１２）以６００年置２２１閏，使回歸年更準確。
何承天以調日法算出更精確的朔望月數值。
東晉虞喜發現歲差，南朝祖沖之把它引進曆法，區別恆星年及回歸年，又測定一個交點月為２７．２１２２３天，與今測值相差十萬分之一；他也求得圓周率。
祖沖之之子祖日恒發現以往的北極星「紐星」已去極一度餘，從而證明北天極恆動。
北齊（公元５５０－５７７）張子信從事天文觀測三十多年，發現太陽與行星運動不均勻；合朔時月在黃道南或北都影響日食是否發生。
隋代（公元５８１－６１８）劉焯創「皇極曆」（公元６０４），又建議以大地測量來否定「日影千里差一寸」，可是隋煬帝窮奢極侈，把他的建議全打下冷宮。
唐代（公元６１８－９０７）先後出現貞觀之治及開元之治，使天文學得到良好條件。李淳風製渾天黃道儀，使渾天儀發展到極度複雜；建基於「皇極曆」，制「麟德曆」。
開元年間，一行與梁令瓚建基於李淳風的渾天黃道儀研製了黃道游儀，又改進了張衡的水運渾象，既可演示天象，又可按時自動，可以說是最早的自鳴鐘。
一行又命人作大地測量，到十一個不同地點測量北極地平高度及分至日的圭表日影，最後既推翻了「日影千里差一寸」，也發現南北差距與日影不成比例。
柳宗元以《天對》揭示宇宙無限。
一行開始《大衍曆》，後人繼之，最後也成為後世曆法之典範。
經歷五代十國，宋一統天下，自然科學再次發展，並達到鼎盛，除了天文學，火藥、指南車和印刷術就在宋代出現。
天文觀測方面，以１００６及１０５４年最為著名。景德三年（１００６年）４月２日，「見大星，星黃，出庫樓東，騎官西」，它就是豺狼座超新星爆發，現在是一個射電源。１０５４年，「至和元年五月，晨出東方，守天關，晝見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見二十三日」，這就是蟹狀星雲的爆發現場。
由１０１０至１１０６年間，先後進行了五次恆星測量，其中元豐年間的一次測量由製成星圖，刻在碑上，成為著名的蘇州石刻星圖。蘇頌所著的《新儀象法要》除了記錄元豐年間的觀星結果外，也以星圖形式保存。它也是水運儀象台的說明書，論述了１５０多種機械零件，有６０多幅插圖。蘇頌與韓公廉完成水渾儀象台後，又製渾天象，人可進入觀看，外球依天上恆星位置鑽小孔，人在其中見點點亮光，尤如觀看天上星晨，算是現代天文館天象儀的先驅。
沈括製渾儀去白道環而算之，化繁為簡，又以北極星校正極軸；改進漏壺。
宋歷三百多年，所行曆法多至十八種，其中北宋姚舜輔的《紀元曆》（１１０７）以金星定太陽位置；南宋楊忠輔的《統天曆》（１１９９）確定回歸年為３６５．２４２５天，與公曆的平均曆年一樣，可是比公曆頒行（１５８２）早３８３年。
在天體運行及形成方面，以張載和朱熹較為突出。
１２７６年，元軍南下臨安，隨即以王恂及郭守敬主持製造儀器、測量、制曆等工作。由１２７６至１２８０年間，成績再創高峰。
儀器方面有簡儀、仰儀、高表、景符、正方案、玲瓏儀等。簡儀的設計和製造領先了三百多年，直至１５９８第谷發明的儀器才可與之相比。仰儀以針孔照相原理，把太陽投影在球面，直接讀出其坐標；高表是以傳統的八尺表加至四丈，減少誤差；景符是高表的輔助工具，提高觀測精度；正方案可測量南北向及北極星地平高度；玲瓏儀與蘇頌、韓公廉的渾天象相約。１２８１年後，郭守敬也製造了不少新儀器。
大地測量方面，南至南海，北及北海，測量了夏至日的晝夜及日影長度。
對一系列的天文數據進行了實測。同時也編行了「授時曆」（１２８０），並沿用至明代滅亡（１６４４）。
自明初至萬曆年間，天文學進展祇有：翻譯阿拉伯天文書籍；鄭和以「牽星術」定位定向，發展了航海天文；對奇異天象之觀測。基本上很少發明，算是低潮期。
明末，來華耶穌會教士大多懂天文。
清代，經歷一段中西天文融合期之後，至１９００年，八國聯軍進行洗劫，將全部清欽天監的天文器材劫走。雖然先後歸還，但清欽天監基本上已步入窀穸。
從民國至共和國成立初期，天文機關逐步恢復，可是還是困難重重，尤其八年抗日期間，天文觀測站遭破壞。
直至近年，中國天文水平已逐步追上世界水平，例如射電天文、天體物理理論、空間天文學、人衛技術．．．等等。
中國科學發展史中，天文學算是比較發展良好，基礎穩固的一門科學，可是經歷明清的沒落，中國自然落後於外國。
我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不乏對天文有興趣人士也，就以我會特派員為例，老中青也有，最年青的是小學生。雖然我國業餘天文學家或者業餘天文學者質素參差，但個別水準甚高（本會特派員中也有天體理論學者），足以與國外（例如日本及美國）的相提並論。可是，目前資訊及通訊方面，內地仍然遜於國外，這使科學走得較慢，往往落後於國外。然而，近年內地已著重於走科學之路，台灣則一向偏重技術，相信隨著日後的科技發展，如果再加上兩地融和，定必使人刮目。事實上，內地、台灣對業餘科學界提供某程度上的援助，也間接推動科學、推動天文。內地職業天文學家或天文學者在國家培育下，研製新天文工具、進行觀測、成績也不俗，相信能承先啟後，成為另一次天文興盛期的源頭。
因為我國地大人多，業餘學者遍及遼疆（我會特派員也有來自新疆、黑龍江等），有利觀測，尤其在發現彗星方面，佔有廣闊的「線眼」。雖然目前的資訊及通訊落後於國外，但在近年的改革下已日趨完備。現時，國家的天文單位在國際上負上一定的重任，例如紫金山天文台（射電、天體力學、人衛運動、恆星物理、空間天文）、北京天文台（太陽活動預報、恆星演化、射電、雙星、變星）、上海天文台（天體測量）、雲南天文台（太陽）及陝西天文台（星表、時間、原子時修訂、地球動力學）。同時，預計將來空間天文方面的發展有助不同的科學研究及實驗（例如醫學研究）。